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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观点

达巍:中美如何“再破冰”:“上海公报”五十周年的启示

50年前的1972年2月21日到28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两国于2月28日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今天人们回顾那段历史并再读《上海公报》时,讨论较多的是其对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重大意义,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上海公报》更宏大的意义,则在于其体现出的国际格局与大国战略之间的互动。

1972年2月21—28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破冰”深刻改变了两国关系与整个世界。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下中美关系正处于50年来的最低点。回顾半个世纪前中美两国领导人所展现的宏大战略格局、跨时代的战略视野以及高超的外交技巧,或许对我们打破中美关系新的“坚冰”有所启示。

准确把握国际格局变迁是中美“再破冰”的基础

国际格局的变迁与重组,是决定大国关系的结构性力量。50年前中美“破冰”的根本原因在于冷战格局的巨大变化以及两国领导人对新的国际现实的敏锐把握。50年后的今天,准确判断格局之变,理解并接受其对各自国家的影响,同时以其为根据擘画对外政策,依旧是中美关系再度“破冰”的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中美两国之所以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处于隔绝状态,主要是因为冷战两极格局,而非某一具体事件或两国的某项具体决策。在这一历史时期,虽然东西方阵营内部都有一些国家采取了与美苏不同的发展路径或外交政策,但是整体看并不能脱离两极格局。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国际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冷战从“美攻苏守”转向“苏攻美守”;欧洲、日本独立性增强,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内外交困,进入一个相对衰弱的时期;中国完成“两弹一星”试爆和发射,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立的力量中心。国际格局的变化是客观的,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杰出之处在于准确地把握了这些宏大变化,并及时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

中国方面,党中央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提出“在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美苏矛盾和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等战略判断。对国际格局中主要矛盾的认知变化,为中国调整对美政策提供了基础和空间。美国方面,尼克松担任总统后提出“尼克松主义”,主张由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越南战争越南化”、收缩美国在亚洲的力量等,以更好应对内外困境。1971年9月,尼克松在演讲中进一步提出美、苏、西欧、日本和中国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对中国国力以及未来潜力的重视,是尼克松决定调整对华战略的基本考虑。

“上海公报”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公报除了宣告中美“破冰”之外,还展现了两国在国际格局变化之后,重新调整各自位置、协调各自战略的努力。“上海公报”开篇就是中方气势磅礴的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美方在其单独声明部分也开篇即论述如何实现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原则。回顾当代中美关系史,这样的定位调整共出现过4次。第一次是新中国建立和冷战初期,美国确立了对华遏制战略,中国则采取了“一边倒”的战略。第二次就是1972年,中美关系转向以权力制衡为基本目标的时期。第三次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冷战终结成为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本结构性原因。正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指出的:“冷战的结束使得很多美国人认为不再需要中国来平衡苏联,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下降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才在美国对华“接触”与中国融入世界的战略默契下重新稳定下来。

当前国际格局又一次处于极其深刻的变化之中。中美两国在新变局下,也必然会重新明确各自位置,重新确定各自战略。这是今天与50年前相似的地方。然而,这次格局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恐怕将超过前3次。在中美交往2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首次以一个力量上与美国越来越对等的身份出现,中国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也愈来愈自信。对于这些变化,美国和世界都需要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要从心底里接受中方倡导的“相互尊重”原则,可能还需要时间。中美各自调整战略之后,是否以及何时能像50年前那样进行战略协调,前景并不明朗。像50年前“上海公报”那样的共同表述、共同文件,至少很难在短时期内形成。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初“破冰”,还是90年代中期走向全面“接触”, 中美两国都经历了多轮博弈,双方内部都进行了数年的思考与讨论。鉴于本次变局的深刻程度超过以往,或许双方需要的时间更长。当前应考虑的问题是,美国决策者能否接受一个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上都不同的中国的崛起,并据此制定现实的对华政策?美国决策者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完成这一过程?中国需要做什么才能推动美国决策者完成这一过程?与此同时,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准确地看待中美两国的未来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是否能够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和崛起之路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也是中国能否正确制定对美政策的认知基础。

充分认识共同利益是中美“再破冰”的关键

国家利益的交汇与冲突,是推动大国关系调整的驱动力量。50年前的中美“破冰”, 是两国领导人打破思想桎梏,以极其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思考各自国家利益的结果。50年后的今天,能否在看似并非极端紧迫的环境下准确认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能否再度“破冰”的关键。

大国之间从来不缺少共同利益,真正缺少的是对共同利益的认识。50年前,中美两国对对方都存在一些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固有偏见。只有打破这些观念束缚,才能看到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考虑调整“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对美国和苏联的看法也越来越多地回归对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分析思路。中国逐渐摆脱了旧的长期判断,即“美帝”与“苏修” 要么必然爆发世界大战,中国必须积极备战;要么相互勾结,共同反对世界人民革命。这一理论判断的调整,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出时代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先声。美国方面,从1949年开始,其对中国便持有意识形态的敌意。以“右”著称的尼克松政府能够认识到中国与苏联的区别和分歧,认识到美国与中国在制衡苏联、避免战争、解决亚洲几大热点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进而与中国走向缓和,也体现出清醒的现实主义思维。

50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内涵的丰富程度已远非当年可比。从全球层面看,中美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宏观经济稳定、战略稳定等领域都存在共同利益;在地区层面,伊核问题、朝核问题、阿富汗安全稳定等都需要中美合作。在双边层面,中美经贸、人文交流更是“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上固然存在很大差异,但这种差异无论如何也远不及50年前。现在中美之间虽然拥有共同利益,却难以压倒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国共同利益所面对的威胁,看起来不像50年前那样紧迫。全球层次的挑战总容易被认为是未来较长时间段的问题;地区层次的问题目前也没有使美国像越战那样深陷其中;对双边层次共同利益的认识就像对待氧气一样,人们每天从中获益,有时又会忽视其重要性。反而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更容易对两国形成刺激。

习近平主席2021年9月10日在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指出,“中美应该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中美两国需要从“大格局”“大担当”来思考中美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存在两大类共同利益值得高度重视。一是全球性挑战。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告诉人们,全球性挑战如何深刻地改变全世界,如何深刻地损害所有国家的利益。全球性问题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紧迫的当下;不是他国的挑战,而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威胁。在后疫情时代,中美对全世界的共同责任,远超两国之间的具体分歧。二是防止安全议题上的“无意识下滑”,保证中美实现中方倡导的“和平共处”。历史上,很多决策者认为能够控制本方政策的影响范围,却忽视了博弈过程中各方动作的合成谬误与叠加效应。也就是说,一个政策在一时一地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从全局和长时段来看是有害的;博弈各方都朝消极方向作出一些决策后,这些决策叠加起来会改变事物的整个性质。50年前,中美将“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列为“上海公报”中一个重要共同利益,这一共同点持续了50年,到今天变得更加关键。

专业灵活的外交策略是中美“再破冰”的必要保障

外交策略的专业灵活,是中美关系运筹帷幄的必要保障。50年前的中美“破冰”,充分体现了两国决策者的原则性和灵活性。50年后的今天,在更趋复杂的决策环境中,专业灵活的外交运筹,更是中美关系再度“破冰”的必要条件。

“上海公报”最常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公报所采取的“求同存异”的表述方式。双方在公报中首先各自表述了本国的立场与观点,之后再论述双方的共同观点。在中美“破冰”的过程中,双方在多个层面表现了高度的专业性与灵活性,可以为当下处理中美关系提供借鉴。

一是通过一系列精巧复杂的互动传递信号、改善气氛。中美“破冰”当然不是1972年2月突然发生的。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中美双方经历了一个被称为外交“小步舞曲”的过程。中国领导人采取了外交渠道接触、邀请斯诺访华、释放在押美国间谍、请外国领导人“捎话”,甚至是精心选择《人民日报》头版右上角“毛主席语录”等方式向美方传递改善关系的信号;尼克松政府也通过政策讲话、放松对华贸易和签证政策、媒体采访等方式传递类似信息,逐渐确认意图。民间交流特别是“乒乓外交”在中美“破冰”过程中发挥了“小球推动大球”的关键作用。这些小的举动,也逐渐为中美关系大局的“解冻”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今天,中美之间有充分的渠道通过正常方式传递信号,中美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更是今非昔比,现在更有条件践行50年前“破冰”带来的启示,在中美之间的原则性问题尚不能很快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畅通的工作层级和民间交流极为重要。

二是坚持坦诚与理性务实的态度。50年前中美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同时双方改善关系的愿望又是迫切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和处理分歧就非常重要。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中美开始准备联合公报的草案。美国方面拿出的初稿试图将中美分歧含混处理。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到初稿后立即表示,不能同意发表这样一篇掩盖分歧、伪装一致的公报。周恩来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在接待尼克松访华前,中方确定了接待尼克松访华的总方针是“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毛泽东在接见斯诺和尼克松时都强调,“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与之相对应,尼克松出发前往中国时在白宫讲话,“我们并不幻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20年的敌对情绪将会由于我们到那里进行一周的会谈而完全消除……当我们瞭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办法,让我们能够在存在分歧的同时,又不至于成为战争中的敌人。”中美双方这种坦诚面对分歧的做法奠定了“上海公报”的基调,确保了在极其敏感复杂内外环境中顺利完成“破冰”的任务。

三是全面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的实质。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4位元帅在1969年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提出,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的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这一建议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斗争哲学。有矛盾就会有斗争,由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因而斗争也是普遍的。斗争解决旧矛盾,也产生新矛盾。辩证的斗争哲学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斗争与团结的统一及斗争的多样性。关于对美斗争策略,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曾经有过很多经典论述。例如在争取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中,毛泽东指示对美“要有两手准备:第一是坚决斗争;第二是不要着急”。后来他又指示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坚决反抗;另一条就是开会谈判”。1973年11月,他又提出,“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乱战一气,也不行”。中美“破冰”包括签署“上海公报”,是我们党面对变幻的国际形势进行伟大斗争的典范。在中美“破冰”以及谈判“上海公报”的过程中,中方在主权尊严、台湾问题等方面很好地坚持了原则,同时又在公报的具体表述等方面保持了灵活,也接受了美方的一些建议。这都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表现。

50年过去了。中美关系表面上又进入了一个“冰封”的时期,但这是事物螺旋发展的表现。矛盾之中也孕育着转机,中美关系迟早是要“再破冰”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邓小平1989年12月作出“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的重要论述,也表明了同样的道理。对此,我们可以保持充分的信心。这一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我们也需要保持战略耐心。正如毛泽东在回答斯诺“中美是否可能建交”时所说的,“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当然,长期复杂任务的完成,又在于抓住机会、积极争取。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在欢迎晚宴中致答词时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著名词句,这句词同样适用于今天:“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来源:《当代世界》2022年第3期

达巍:万博体育maxbextx官网首页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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